“金九银十”。中秋、国庆被视为中国消费旺季，2020年尤其如此。

9月9日至10月8日期间，一年一度的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如期举行。9月8日晚，商务部部长钟山出席了在北京前门举行的活动启动仪式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直播，并现场连线天津、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、南京、广州等城市，展示各地促消费重点活动。

今年共有179个重点城市参加活动，涉及10万余家企业以及200多万个实体门店和线上商户。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介绍，2020年全国消费促进月的意义非比寻常，不仅整体规模大、涉及领域广、惠民政策实，还鼓励支持各地结合实际，适当延长活动时限，以促消费推动商业秩序全面恢复。

《财经》记者注意到，除出口转内销、“老字号”嘉年华、餐饮促消费、国货品牌营销等重点活动，消费券也成了今年一大亮点。中国银联联合地方政府发放10亿元消费券，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等联合商家推出各类优惠，京东、苏宁、国美、拼多多、美团等企业也纷纷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。

据商务部统计，活动前两周，全国已开展活动近2000场，江苏、山西、云南、辽宁、安徽、河北、厦门等8个地区合计发放1.6亿元消费券，全国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总额约1.9万亿元，环比增长7.4%——这一数据在1月－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8.6%的大背景下出现，显得难能可贵。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中国提振消费与投资的举措不断加码。

“三驾马车”中，今年1月－8月出口总额为11.0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0.8%，但多位专家提醒，未来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待观察，中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的60%以上的高点回落至35%左右，今后可能继续下降。而中国有14亿人口，其中中等收入4亿人，国内市场空间广阔，应未雨绸缪加速扩大内需，让消费、投资成为应对不确定经济形势的主要支撑点。

当下，中国经济加速进入新一轮调整期，构建“内循环”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所在。未来，国内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等环节的打通缺一不可，各个实施层面应如何破题？

《财经》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建议，中国应夯实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社会保障，加大力度保就业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，提升中国居民收入水平，解放国内消费。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与自由流动，以新基建、新消费、新服务等新动能开启内需，助力经济实现平稳运行。

改善民生疏通消费堵点

2020年，中国作为较早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，二季度GDP由负转正，实现了3.2%的正增长。但细分来看，上半年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9.3%，报复性消费现象迟迟未出现，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还向下拉动GDP 2.3个百分点。

内需不足已成为构建“内循环”的一大堵点。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扩大消费应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重点问题，即便依靠投资新基建拉动经济，也需要消费消化未来扩张的产能。

然而，消费从何而来？一方面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仍有差距。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，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。李克强总理在全国“两会”上提到，6亿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。另一方面，买房贵、看病贵、养老贵、上学贵，也阻碍了人们的消费信心。中国居民储蓄率长年位居世界前列，2008年一度达到51.84%，尽管2019年下降至45%，但仍有大量资金流入银行，制约着消费支出的增长。

多位专家向《财经》记者指出，长远促消费，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“保就业”，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举措实现国民收入倍增，缩小贫富差距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。还应当关注持续走高的居民杠杆率，降低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，坚持“房住不炒”的长期定位，在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、养老等方面加强基础性公共服务，释放国内消费潜力。

实施层面，民生制度如何释放出更多红利，刺激消费？医疗方面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中国应该为国民提供从出生到年老、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，建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，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，为14亿人口提供世界一流的健康保障，解除人们存钱治病、不敢花钱的后顾之忧。

李玲介绍，医疗领域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，病急乱投医、平均看病次数增多导致资源浪费。诸如美国的医疗体系高度依赖市场化，人均医疗支出为11500美元，占GDP比重接近20%，医疗费用成了美国个人、企业与政府的负担，拉低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。而中国2019年医疗费用超过6万亿元，每年增长速度远超GDP增速，实际也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隐忧。

李玲表示，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，中国实行免费医疗，确证患者人均治疗费用为2.3万元，低于预期，而美国拥有更先进的医疗技术与医疗体系，治疗成本更高，抗疫成果却不如人意。抗疫是医改试验场，中国未来可推行“免费医疗”，实现医保、医疗、医药联动，通过医保、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等直接支付医院运行费用与医疗人员薪资，减少过度医疗创收现象，从而降低治疗费用。民众只需支付可预期、可承受的费用便可获得医疗服务。老百姓看病就医有了定心丸后，将会减少为看病而存钱，释放更多消费促进内需。

而在养老制度方面，还有哪些改善空间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9亿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。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每月88元加上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支付，平均每月仅200多元，还应予以适当提高。

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则须更多着眼未来。董克用介绍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目前基本上是现收现付制，即由工作一代缴费支付给老年一代，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2%，本世纪中叶将达到30%，人口老龄化的“高原”持续至本世纪末，未来退休一代不能再仅靠“第一支柱”基本养老保险。为此，中国应当在稳定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，加快发展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代表的“第二支柱”，以及“第三支柱”的个人养老金。

此外，老年人也可成为消费主力。董克用认为，老龄化不等同于消费萎缩、支出减少。例如目前即将进入退休队伍的主要是60后。他们成年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，相比已经退休的40后和50后，他们积累了一定的养老财富，有更大的消费能力；同时，他们也是生育了独生子女的一代，子女少，老年后对养老服务的社会需求量大。201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7.3岁，城市中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仍有非常丰富的消费需求，比如旅游、培养一门新爱好、上老年大学等，国内企业可进一步挖掘银发经济红利。

“以后三人行就有一个老人了，企业如果能够创造出一件能让老人喜欢的产品，那全社会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购买。”董克用建议，未来国内养老产业还可以细化挖掘老年人不同阶段的个性化需求。老年人也可以将积累的知识经验转化为生产力，继续参与咨询、教育等社会服务和工作，在保持健康活力的同时，为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供给。

除医疗、养老，教育也是大多数家庭不可忽视的开支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近年来出国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，从研究生、大学阶段延伸至小学、中学阶段，这反映出国内教育质量不高、教育多元化不足等问题。此外，教育不均衡导致家长想方设法挤进重点学校，也十分值得反思。

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显示，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.21万人。其中，自费留学59.63万人，自费留学人数占总留学人数的90%。而以美加为例，八成海外留学生年均支出30万－50万元人民币（学费+生活费）。过半数学生在海外留学的时间是3年以内，总费用100万－150万元间，有少数人留学花费超过300万元人民币。这笔巨大支出不仅造成教育支出的外流，而且抑制了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。

而教育如果不均衡化，问题就越来越激烈。“很多家长说教育花的钱太多了，要上好一点的学校，从小学到高中毕业，可能上百万元。多少人能有这个条件？”程方平介绍，中国纯教育经费投入已占GDP的4%，但经费使用仍待规范。诸如乡村学校的学生人头费、教师工资、活动经费等与北京的学校相比差很多，职业学校需要操作实践但经费普遍比全日制大学少。未来，中国应当更加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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